成为记者是一项温柔的使命。

从辗转反侧构思出一个选题，到条分缕析整理出一段材料，再到字雕句镂斟酌出一种表达，记者向文字里揉进十二分的郑重。这也是《北大青年》希望你加入的原因：这个即将二十一岁的报社需要更多温柔的灵魂。

九月，我们挑选出十篇往期稿件，并邀请十名记者写下手记。我们希望与你一起透过记者的目光，探寻故事背后的故事，感受笔锋之间的温度。

这个选题来源于一长串的偶然：因为一门课，我得知了标本馆1905的字样是京师大学堂的留存。然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还不成熟的选题整理出来交了上去，之后就把它扔到了一边。所以，当编辑告诉我选题通过，这将是我在北青的第一篇稿件时，我还一片茫然：该如何把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标本馆镌刻进文字，才能不让这篇文章成为简单的介绍或者历史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去采访了标本馆的孟老师。在几排标本陈列架之间，他为我们讲述了当年他和同事两个人背着包从云南步行穿越国境线的采集经历，虽然没有九死一生，却也算是步步惊心。

类似的故事其实一直在围绕着这座命途多舛的建筑发生。曾经和胡适对垒的保守派代表胡馨属先生，以及后来投身共产革命的吴增一教授……这些人，都在生物标本馆的某些角落留下了印记。在灯光昏暗的标本馆陈列室里，很是热情的孟老师侃侃而谈，他的身影好像和百年前在战火中收集标本的钟观光先生开始重合，让我一时有些恍惚，好像隐隐抓住了那条线索。

故事听完了，三个多小时的录音稿已经整理好放在电脑桌面上，旁边空白文档的光标也在闪烁。看着几万字的材料，我竟不知道如何下笔。最后交上去的7000字初稿，仿佛是百年来标本馆变迁故事的大杂烩，趣味有余，而逻辑内涵不足，不出意外被编辑删减成2000字，一同来的还有篇幅快要超过正文的批注。

在埋怨编辑“心狠手辣”的同时，我也开始寻找这篇文章应该具有的线索结构。这时，标本馆里的那次采访给我的恍惚感回到眼前。我决定从标本馆里的人出发：标本馆的变迁不过是外面的框架的变形挪移，真正值得记录的是一代代标本馆的守护者。我希望能打通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隧道，将这座百年的建筑和被它包裹的幢幢人影串联到一起。

有了想法以后，我写得很慢。在微信上编辑的一次次催稿中，我竟又给自己争取了一周的时间。

一周后，编辑收到了几乎全新的二稿。不久后，他在微信上发来消息：挺好。

这是来到北青后我写成的第一篇文章。再回首审视这篇稿件，里面的文字天马行空，显得稚嫩非常。但所幸，我们得以从中窥见百年，乃至更长远的光阴中，那一个个闪光的灵魂。

——张昕然

老生物楼后面，有一栋安静的二层小楼。在十年前的影像中，这个地方叫“后小楼”。不过现在，这里只剩下并不显眼的联通营业厅的招牌，还有“北京大学广播站”的木板。

这座二层建筑前面有一根从非洲来的大树干，表面光滑、没有一丝年轮。侧面五个绿色的大字——“生物标本馆”。在北大红的校园中，这一隅的一片翠绿，倒也别致。

1865年的苔藓标本

如今的标本馆分三层，包括常设的植物、化石、动物和生态系统的专题展示，以及地下巨大的标本资料储存库及科研工作间。展出内容包含光绪年间的蝮蛇、1902年的星鳗、1929年的金龟子、突变体黄金蟒、北极熊、大熊猫……甚至还有一只小温鲸。二楼的特别展区更藏有几种两栖类动物的模式种（物种被首次发现时的凭证个体）。

除了地下的保险库之外，馆内大多数空间都可以预约参观。只是由于生物标本馆目前只接受团体预约，开馆半年有余，除了少量相关专业的同学外，还鲜少有人注意到这里。

生物标本馆现貌

风雨飘荡中走来

被福尔马林浸泡的时间久了，不少标本早已泛白，瓶壁上的标签也有些泛黄模糊。但在一些标本的标签上，最早的“1902-日本”的字样依然清晰——1902年光绪亲诏重办京师大学堂，聘请日本教员服部宇之吉担任正教习，这批标本便来到京师大学堂，作为兽医学等几门课的教学用具。

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癸卯学制“，废科举，正式建立学校体系制度。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正式建立，这才购入了第二批来自德国日本的标本教具。

至于标本馆在建国前怎样网罗到如此多的标本，要从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很久之前的时候讲起。

蔡元培校长在自传中提到，“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投身革命。觉得革命只有两种前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受俄国虚无党影响颇深的蔡元培致力于暗杀清臣救国，开始了一段为期三年的炸弹生涯。

1901年，在上海五马路的宝善街上，一家名叫科学仪器馆的商号开张了，虽以售仪器标本为主业，却也同时开班，教授数理课程。当时正热衷于暗杀事业的蔡元培就曾慕名而来学习，后来更是发展仪器馆老板钟观光入伙。风传正阳门前轰动一时的“弹炸五大臣案”便出自校长和这位创始人的手笔。后来，钟观光就成了北大标本馆乃至中国植物学的开山鼻祖。

民国五年（1916年）冬天，北洋政府委任尚在法国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京大学正在筹建生物系，而建系务需标本。蔡校长于是邀请钟观光出任理预科教授。

在接受聘任之初，钟先生即表示 “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他自带干粮，有时步行数十里，周历京内外各山，寻觅各种罕见的植物，并悉心采集。在前同事的眼中，他和蔡元培两个人“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徉竟日而回。”

1917到1920年间，钟观光开始以地质学教授的身份云游四方。他一路奔波，从浙江前往广东、海南，又取道越南，由此越境进入云南。可惜这时中原战火重燃，钟观光只好踏上返程，寻机北归。返途中，钟观光仍不忘使命，沿途调查采集。

钟观光画像

旅途中，钟观光餐风露宿，备受辛劳。最艰险的一次是他在云南遇到土匪抢劫，失去了手表、指南针，“幸得保命”。四年间，钟观光行程万里，北尽幽燕，南至滇黔，足迹遍布11省，在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采集了腊叶植物标本一万五千多号，海产、动物标本五百多种。其中一种采自广东的马鞭草科植物标本，被美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梅里尔以钟观光的姓氏命名。

得益于钟观光辛勤采集的标本，生物标本馆得以在1924年顺利开业。1925年生物系成立，谭熙鸿任系主任，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生物系屡遭坎坷，经历多舛，一度濒临被取消的境地，学生更是几经肄业，直至1932年才有第一位毕业生。不过标本馆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至今天，钟观光先生到任的日期仍然被外界认作生物系的建立之日。

浮沉与重生

在蒋梦麟执掌校务的时间中，北大文史科蓬勃发展，北大变成一所以文科古籍见长的学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52年院系调整之时，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生物系尽数并入北大，他们分散保管的标本就有一部分是在这时辗转汇集到燕园。

有了这两所学校的慷慨解囊，生物系标本一下子富裕了起来。生物学系建立了植物标本室、脊椎动物标本室和无脊椎动物及昆虫标本室，分别由植物学教研室、脊椎动物学教研室和无脊椎动物学教研室保存。

2005年，生命科学学院新楼落成，于是将原后小楼西侧2层的会议室（约400平方米）改造为标本室，并将分散保存的标本改为集中保管，按门类展示，供教学和科研之用，封存多年的生物标本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但由于展览室空间有限，大量生物标本没有办法尽数安放，只好把剩余的标本暂存于老生科楼后面的二层小楼中。

2013年，图书馆北侧建立分馆，原本栖身于此的学校电话室只好迁徙到后小楼的旁边。为了扩建后小楼，生科院标本储藏室被迫搬走，数万件藏品如何安放，一时成为难题。

幸运的是，法学院的地下室此时恰好空闲。经过多次协商，法学院同意借出地下一层的空间，用于生物标本的暂时贮存。从这时开始，标本馆开始了自己浩浩荡荡的搬迁过程。

三年后，新后小楼落成，在地下室尘封三年的标本终于再次迁回这座两层小楼之中，直至现在。

因迁得福，在整理搬迁标本时，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宝藏”。其中有京师大学堂时期德国原装进口手绘棉花图谱，上面大学堂藏书楼的标记清晰可见，是珍贵的生物分类资料。一同发现的还有铜板教学图谱，用铜版画的方式刻印教材，每需印制，则涂以墨汁，覆以生宣，顷刻乃成；还有西南联大时期的植物学教材——《普通植物学》的原装手稿。

《普通植物学》手稿

更珍贵的是一本模式照片集。

生物研究中，每发现一种新物种，就需要把发现的第一个个体保留，以作日后参考。这种如同“标准答案”般的存在，就被称为模式生物，每个物种注定只会有一只模式生物。由于昔日研究完全由外国学者进行，中国的模式生物大多存放于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学者为了进行本国的生物研究，甚至必须跑去国外对照“参考答案”。

情况终于在1929年获得改观。中国植物学秦仁昌先生，在自己游学欧洲的期间，在这两处博物馆拍摄了18000多张照片不同模式生物的图片，并在回国之后冲洗出七套作为保存，这一套照片在中国研究史上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本尊’在我们这里。”孟老师不无自豪地说。

流年辗转，朝朝暮暮

2018年5月4日，重新修缮过的生物标本馆举行开馆典礼，生物标本馆开始试运行。

随着生物标本馆再次正式开放，生物标本的增补和维护工作也立刻提上日程。

进入北京大学后，孟老师就开始继续钟观光先生的工作——采集、整理标本。从2010年开始，他走遍了半个中国。

开始的时候，由于经费有限，他只能一个人背着背包向南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便去周围的山上进行采集，这样走走停停，直到越南边境。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过坚持他就是自己儿子的留守老人；在西藏，他们的卡车轮胎被石头扎破，陷入泥潭，周围藏民用随身携带的哈达才把车拉了出来。就在那几次的考察中，他们发现了疑似红景天的新种。第一次采集返回后，因为标本的数量不够进行研究，他们又两度前往西藏，最终通过足够的标本确定了这个新种。

“学分类学的人，最开始读硕士是勇士，读博士是烈士，”孟老师调侃说。虽然中国的标本数目很多，但作为研究资料却远远不够，所以要持续进行野外考察。只有不断更新标本更新，才能研究清楚物种的形态变异和基因发展。

但采集远非制做标本的终点。

植物的标本要在采集之后，立即用吸水纸包裹压平，每天早晚更换吸水纸以保证快速干燥，一个星期后才能制成，这样做好的标本才能颜色依然。

馆藏的植物标本

相比之下，动物标本的制作更加复杂。一个高质量的动物标本，绝非“长得像”这么简单，不但皮毛要剥离得恰当，而且要把剥下来的皮煮熟鞣制，以避免生虫，最后通过填充法和模型法将皮毛撑起，让动物标本“焕发新生”。以前的填充物大多选择一团稻草，不但容易腐朽，还很容易生虫。这也是馆内老标本“秋沙鸭”为什么看上去不甚美观的原因。

流年辗转，直至如今，在标本馆中工作的老师已经更换了一代又一代，除了之前所提的三位，还有许多人的名字在其中熠熠发光。在这座建筑中，胡经甫教授的著作《中国襀翅目昆虫志》成为中国昆虫学的开山基石，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专门组，开创草原生态学研究……他们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让生物标本馆一路曲折而又坚定地延续了下来，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作为故事起点的标本馆依然沐浴在未名湖畔的夕阳中，朝朝暮暮。